人们既然撕裂过我一次，那么，他们也就同时赋予了我撕裂别人的权利。
或不与人争，争，就先下手，下死手！
多年以后，我所尊敬的一位学界前辈在谈到“文革”时期的人性扭曲与民族文化历史积淀的关系时，认为隐忍精神是民族文化中的血色精华。弱者，生来三分罪，他说，一个无力向外发展的民族，只能闭关并向心倾压，对内压迫是民族图存的不得已手段，而这一时期，就是民族的艰难时世。为了保全精英集团和主传骨血，这一时期极端强调秩序，而秩序的基本作用，就是不断地把社会的弱者甄别出来，然后，加以确认，然后，加以，剔除……攘外先安内，永恒的政治定理啊！
我默然，但我仍不解，“文革”不是一场弱势阶层的起义吗？为什么后来却与发动者的初衷相反，演变成了一场野蛮的欺凌弱者的运动？
老先生说，只要民族国家尚存，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就永远高于阶层利益，而民族的整体利益是由强势集团代表的，它具化为世俗权力和以这种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弱势阶层在本质上是指远离权力和偏离秩序的社会人群。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财富占有和支配问题上的弱势阶层，比如工农兵；二是由于伸张个性而成为社会异端，比如思想界文化界的反叛者和前卫人物。前者构成了强势集团的对立面，后者构成了权力秩序的对立面，因此，两者都是强权的挤压对象。在艰难时世，生存的第一要义就是屈从权力并安守秩序，即跻身上流和充当主流思想的信徒。这不是中国的堕落，而是过程的无奈。
他说，智者不谈“文革”。原因就在于“文革”是一场动员弱势阶层反对思想异端的政治斗争，以下流围剿前卫，以道德复古对抗人性冲动，两弱相残，状极惨烈。
老先生是研究社会发展史的，我以为，关于民族文化历史积淀与社会制度选择的关系命题，是他学术思想中最令人费解也是最精彩的部分。他认为，强权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社会无论是趋向保守还是酝酿冲动，从来都是由社会弱势人群的动向决定的。弱弱相残，是历史的常态；弱弱结合，则造成历史的突变。他说，邓小平的改革是典型的异端与民众的结合，由此造就了民族崛起的辉煌时代；而文革十年动乱，民众伐异端，以弱凌弱，强权却未伤筋骨，所以仍然是“历史的平稳期”。
这位前辈是学界泰斗式人物，人前颇受尊重，但背后没有人不骂他。挨骂的原因除了持论极端之外，还因为历史，在政治运动中告密和整人，据说他的手上很有几条人命。“文革”中他也挨了整，很惨也很没有骨气。
具体地说，我能够获得无罪释放，应该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同学陈大河，他在无法联络我因而没有征得我的同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替我填了去山西雁北地区插队落户的报名表，这就使我有了一个对社会不再构成威胁的身份。他对判徒刑和插队落户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去向有着自己的看法，而他的这种看法是如此简单，简单到几乎是一针见血的程度。他后来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被判两种徒刑，我先判了你，别人还怎么对你下手？事过多年以后，我仍然对陈大河的这种看似愚直、实则通透明了的道理深感叹服。
其实陈大河还做了另外的一些事，比如拉着学校军宣队的指导员喝酒，把他自己和指导员都灌得吐了血；再比如召集一帮子乌合之众敲锣打鼓地去市革委送血书。大冬天的，陈大河光着膀子，一手举血书，一手持匕首，声言如果不被批准去最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当场就剖腹以明志。在血书上签名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尽管因为我身陷囹圄，只能以鸡血代替我的热血。
另一个应该感谢的人是我自己。在四十天的拘审期间，我没有承认自己有罪，甚至不承认自己有过任何哪怕是稍微不检点的言行，浑身上下一清二白，几如完人。
张云云的看法与我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她说，不算社会上革命群众的揭发检举，仅把全北京市四个城区六十几个监押所转过来的旁证材料和同案口供加以汇总，我的罪行疑点一共列了一百七十四条，其中多为聚众群殴、持刀抢劫和调戏妇女等重罪，而在所有这些罪案中，我都是当之无愧的主犯。只是由于我的冥顽不化和无赖狡猾，以及专案人员不负责任地敷衍了事，最后才以“无法认定”结案。
无法认定并不是查无实据，你的罪行，桩桩铁证如山、彰明如青天白日，张云云咬牙切齿地说。
我当即对张云云这种歪曲真相的说法表示了严正抗议，并且对这么多人明目张胆且众口一词地污我清白感到不解和愤慨。
在此之前，张云云用了十几个整天的时间没日没夜地就这些指控逐一向我作了核实。在这个折磨人的过程中，我在态度上尽可能做到诚惶诚恐和逆来顺受，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对待一切“不实之词”；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比挚爱，我抓住一切机会发表自己学习革命理论的长篇感想，言出肺腑，拳拳赤诚，字字泣血；如江如河，滚滚而下，滔滔不绝。我的这种合作态度和积极进取精神，常令张云云瞠目结舌、义愤填膺，以至有几次脱口而出地骂我是流氓。我理所当然地对她这种有违政策的言论作了有理有节的抗议。我说，作为红卫兵的干部，她应该是执行政策的模范，而作为一个漂亮的女生，她应该学会贤淑。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她愤怒的地尖叫。
我把这句话记在了我的笔记本上，并郑重地请张云云在本子上签名。你这句话说得真好，有哲理，我将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我说。
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毛主席语录！她跳起来，扑向我，几几乎就要动手打人。
毛主席说的，那就更好了。我对张云云说，那就请你首先告诉我，我究意是人民呢，还是敌人！
张云云面色惨白、嘴唇青紫，浑身发抖，再没有一句话。
至于对每一件具体案情，我都认真地听，绞尽脑汁地回想，但回想的结果一如既往地是茫无所知和对无端受诬的委屈与无奈。以至于后来张云云愤愤地讥讽我是“以德行立身的一代青年典范”。
而我则谦恭地表示，人无完人。
每一次审讯都以张云云的怒不可遏和我的低眉顺眼、唯唯喏喏结束；而下一次审讯又以我的滔滔不绝和张云云的愁眉紧锁开始。旷日持久，旁听者日多，同情我的人也日多，最后就应了那句著名的格言：得道者多助，多助者入顺境，入顺境者事成。
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时，我有机会再一次抚摸她的手，有一次，还壮着胆子摸了她的脸。她没有躲闪，只是叹息。
事情只能这样了结了。
下午，军代表郑重地向我宣读了结束审查予以释放的决定。这份文件是张云云起草的，文件中说：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严格审查，司衡树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能够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强烈要求在这份决定中使用“清白”这个词，张云云坚决拒绝了。清白，是对一个人的道德历史和行为历史的最高评价，用在你身上，你不觉得太淡而无味了吗？她说。
我说：我首先想要把数学从天为轨迹中排除。何非，你能描述一下天为之事中的“天为”的 含义吗？
何非说：其实就是自然运动本身。我之所以愿意选用这个词而不用自然运动，就是为了与现在的经典哲学作家关于自然运动给出的基本概念加以区别。他们简单地把世界描述为“物质的、运动的、有客观规律的、在时空中存在的”几个特质，他们过分强调了客观规律的存在，并肯号召人们去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而我强调一个“为”字，认为自然运动是一种有自然意识参与其中的运动，而这种意识不是人的意识。
经典的唯物观发生错误的原因，除了对物质和运动本身缺乏深刻的认识之外，还对自然运动的背景条件作了简单化的单线条规定，这就是时间和空间。在这种条件下，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直接和可把握，规律当然也就可以触摸到。而实际上，自然运动的背景条件非常复杂，形成一个结果的各个原因之间呈现出复杂错乱的多线条相互纠缠、干扰的特征 。这就是原因的多维性。中国人爱说的一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实际上就是讲在多维性原因的作用下结果变得游移和不确实，它并不是原因的直线产物，而是复合原因“碰合”的结果 。
我问何非：自然运动为什么是多维性的？
何非说：我无法用一两句话给你讲清楚。简单地说，宇宙并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时空四维几何形状，而是变化不定、气象万千的复杂体系。之所以是变化的，是因为一个更重要的宇宙维度介入到了宇宙运动之中。当它加入之后，物质运动的其它维度如空间和时间等就从各行其是的单线式僵化状态变成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变居不定的活跃状态。这时，你用数学是计算不出它们将碰合出一个什么结果的。所谓的客观规律，这时就有了纸上谈兵或者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至于这个最重要的第五维是什么，我现在不讲，你得再听曼娅讲上两年的故事，才有可能理解。
于是，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就是每一个原子、分子、细胞、组织乃至生命体都是由数量庞大的基本物质构成的。这些基本物质都是生命体组装的平等的积极的参与者，为了完成构建生命这项复杂的工作，它们之间在瞬间要进行无数次沟通、联络、反馈、调整、修正，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动作。只有如此，一架生命机器才有可能组装并运转起来。这种频繁的多方向的长距离的信号传递，既然不是在神经中枢指挥下进行的，又不是物理化学作用的结果，那么，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司衡树，这只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自发行为。而且，这种自发行为是在一个明确的指令下进行的，有确定的目的性。
目的就是利益，生命体的基本物质究竟是为了谁的利益而这么自觉的工作，利益方向又是什么呢？
在生命体内，存在着如此高度的大局观，这种大局观又指引着物种进化始终沿着一条不可能更正确的道路前进，这种现象是根本无法用个体的有理智的逐利本能去解释的。而且，组成生命体的微小部件的寿命是极其短暂的，在这个层面上，它几乎没有自己的利益可言。
司衡树，怎么样，谈谈你的感想？
我说，我没有感想，只有感动。
感动？
是的，我觉得一个简单生命体的内部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成员平等、自觉工作、严守秩序、不谋私利以及极高的效率和透明度，这难道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吗？
何非怔怔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一个优美的然而是合理的联想，的确令人感动。 我一定会把你的这个比喻告诉张曼娅。
组成生命体的那些基本物质为什么会有意识，难道它们自己都是些小生命、小爬虫吗？而那些非生命体呢，组成无机物的基本物质有没有意识？能不能用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非生命体？生命体和非生命体，有机物和无机物，到了基本物质这个层次，它们之间难道仍然壁垒森严、隔着万丈深渊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第一个原核细胞又从何而来？司衡树，它从何而来呀？你回答我！
我目瞪口呆，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
何非说，司衡树，你仍然没有找到真正的生命创造者。
清泉沟和白羌沟，向东走五里地，向西延伸到都督堡河，它们有两个交汇点。在交汇点上， 它们不分彼此。何非淡淡地说：站在南坡这个孤岛上，我们只能看到它们之间的阻隔。你， 看到的是有机物和无机物的阻隔，没有看到它们在各自延伸之后的交汇。
后来，何非说：进入五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利用它们先进的显微解剖技术，在生物遗传学上取得了一项重大的科学成果。他们宣布在物种的染色体和生死细胞内找到了物种的遗传密码，也就是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排列结构中隐藏着生命体的全部蓝图。新生命体只能不走样地按照这个蓝图给出的指令来构建自己，变异也首先在蓝图中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 如果对这个蓝图加以研究并对其密码指令加以改变，那么就可以由人类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全新的生命体。
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胜利，而且，这个被找到的规律实际上是非常不可靠的。由于人类的干预而创造出新物种，破坏了自然进化和生命演进的方向和过程，破坏了生命内含着的神秘意志，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们暂且可以不予理会。这个胜利带来的最大危险在于它的诱惑性。它明确表示可以对生命体进行机械加工，可以焊接、裁剪、置换，甚至重新设计。从而诱惑着人类把自己的眼光从科学转向技术。
这种技术可能会有一些成果。比如，它可以让我们土窑前面的这片草苜蓿上长出琼浆仙果， 让白羌沟的老百姓都丰衣足食。但是，当这种技术把生命体当做被加工的原材料时，它只看到了生命体的每个基本物质手中都有一份生命蓝图，它必须按照蓝图行事；它却没有看到每个基本物质又有它自己的自由意识，而这种自由意识是生命得以进化的根本原因。比如，相同的脱氧核糖核酸序列要素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生物现象。蜻蜓的眼睛和人的眼睛相差何止千里万里，但在遗传密码的这一段，它们几乎完全相同。
甚至，司衡树，如你所说，这里还有一个使命问题。一定还有另外的一份蓝图一个更重要更宏观的指令还没有被人类发现。这个没有被发现的蓝图和指令与个体遗传无直接显性关系， 但它们标识了整个生命进化的路径。例如，完全不同的遗传密码序列可以产生出几乎相同的生命现象。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都是六角形，头、尾和四肢；而八成以上的植物的叶序是螺旋形。
所以，这种技术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命体是一个由基本物质全体平等参与并且是有意识存在的这个生命原则。
何非说，唯物主义承认运动但不承认人之外的意识活动，重视规律但忽视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多维性、整体性和非线性。它尤其不承认基本物质之间的平等，而是强调在矛盾运动中一定存在一个主控方面，并试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生物遗传密码的发现，虽然使生物技术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但它同时也为唯物主义技术观设下了一个陷阱。故事的最终结局，被证明的将是生命原则而不是唯物主义。
张曼娅和我关注的不是生命科学，我们视之为生命的是哲学。
中国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当中国觉醒之后，必然会有一个奋起直追的过程。曼娅和我对中国的落后并不特别悲观，但我们对中国今后在追赶西方时所选择的道路有挥之不去的担忧。从原核细胞到灵长动物，仅仅用了短短的35亿年，这是生命哲学的胜利；如果中国亦步亦趋地在技术上追赶西方，把别人的错误路径当成自己的必由之路，而不是在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走上一条更有效率的捷径，那么，中国的落后局面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观。
司衡树，我们的担忧是有理由的。以政权之力强迫全社会接受一种共同哲学，而这种哲学思想只强调物质运动有规律而否认物质运动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只承认社会主体意识而不承认社会的自由意识，由此，它非常容易滑入极端，例如走上唯技术、唯力量、唯经济、唯成长的轨道。
血性男儿现在很难见到，读小说时我对男人的这一特性有种久违的怀念，十几岁见过这样人，父辈之间我也耳闻目睹过，只是如今男人全然的缺失，想想都不正常。
另外耳目一新的是作者的主张，很多论断说白了是要求社会给予思想自由，尤其意外的是虽然批了文革但不否定文革的意义，尽管指出了政权下某种荒诞和弊端，但相信毛思的精华和共产主义的真谛，这样真诚和客观的见识难能可贵。关于哲学部分的理论让此书不愧为“奇书”，首先国内小说鲜少有在哲学范畴自成体系加以讨论的作品。
在键盘上敲击司衡树的时候才发觉不正是“四横竖”？后知后觉了。
附一段王山生平——
王山，1952年8月30日出生于浙江金华。1968年赴山西雁北乡插队，后进入煤矿工作。因表现出色，被选调至军中服役。1977年转业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1988年调任北京京剧院任副院长。1991年挂印提笔专业从事文学和政论写作。
1992年，王山陆续完成了小说《天伤》、《天祭》和《天爵》的创作。2003年“天”字系列被结集为《血色青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2012年，该书又以《北京教父》为名，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天”字系列保持了20年畅销不衰。
1994年其政论作品《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假托“洛伊宁格尔”名义出版，受到海内外媒体密切关注。此后又在香港出版了《第四只眼睛看中国》。
2003年，王山又以司衡树的笔名出版了小说《地魂》。2008年，又出版了《大玩主之地殇》。2009年，时值全球金融危机，王山又创作出版了《第三只眼睛看世界》政论作品。
2011年，王山又投入到了“天”字系列第四部《天罡》的创作中。2012年，在创作的最后阶段，由于病痛折磨，最终未能给“天”字系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2年4月30日19:30分，王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辞世，年仅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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