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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去年看的书........笔记搬过来
纽约出租车全都包给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战乱贫困地区的弟兄们，他们开得像打仗应在情理中。科索沃战争期间，那天让我赶上的司机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塞尔维亚人。只见他猫着腰，急速转动方向盘，躲来闪去，显然在避开炮火。那是战争经验的延续。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的心脏。
中午E从顶楼的书房下来，我问他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他讲了个福楼拜的故事。有一天吃午饭，福楼拜走出书房，客人如是问，他说他只写了个逗号；晚饭时客人再问，他说他把那逗号涂掉了。
我沿塞纳河漫无目的溜达。那些沿河排开的小书摊都关了，木箱上着锁，大概要等周末或夏天再开张。我纳闷，这古老行业是怎么延续下来的，换个国家早就绝迹了。这恐怕和法兰西民族怀旧、追求闲暇的倾向有关。而闲暇是一切创造的必要条件。如今闲暇正消失，据说是为了追求所谓物质上的舒适，其实闲暇正是舒适它祖宗。在现代化暗夜中，人们忘记了光源。
旅游正在成为一场人类灾难。单说这旅游文化，就比口蹄疫之类的传染病都厉害。如同戏法，它把假的变成真的，历史变成现实，游客变成居民，白昼变成黑夜，哭变成笑，或者刚好相反。依我看，旅游多少有点儿像我们当年的大串联，只不过背后操纵的是资本。要说资本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但闹心。据说若有一天中国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每人都盘算到巴黎走一趟的话，那么巴黎每天要额外接待两千万游客。
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
我打开当地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报道和以色列驻葡萄牙前大使致萨尔马戈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你选择使用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隐喻（把以色列当局与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样的词），而更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一个知道词语权力的人……” 二十四小时后，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西岸，围攻阿拉法特官邸。
他强作欢颜，笑容是一寸寸展开的。他眼角有一滴泪，不易察觉。
一进入戴维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突然一股致命的乡愁袭来，我强忍泪水。戴维斯于我意味着什么？这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小镇，就是我的家，一个人在大地上的住所。对于漂泊者来说，它是安定与温暖的承诺；对于父亲来说，它是守望女儿的麦田。 当年我师傅常对我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话虽说是人的无奈，但也包含了一种绝对真理。说实话离开故乡久了，家的概念变得混乱。有时我在他乡的天空下开车，会突然感到纳闷:我在哪儿？这就是我家吗？ 我家，在不同的路标之间。
我想所谓命运，都是一种对失败者结局的合法化解释，其中包括强权的意志。
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能力。
我认识个丹麦汉学家，他头一回去纽约，拿着地图在曼哈顿街头东张西望，突然一个黑人亲热的搂住他，刀尖顶在腰眼上。没辙，他只好从上衣口袋里往外掏钱，本想五块十块打发打发算了。可美元的颜色尺寸全一样，一不留神，他抽出张一百元的钞票，黑人一把攥住他的腕子。他急中生智，大骂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乐了，打了个折扣降到八十块。他接着大骂当时的总统列根，骂的狗血喷头，黑人拍拍他的肩膀——哥们儿，你真够意思，降到五十吧。临别，汉学家和强盗互相握手，难舍难分。
其实娱乐是跟空虚绑在一起的，像工作一样也是时间的填充物，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清闲。人们是为了惧怕孤独才聚到一起去的。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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