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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

土司太太很喜欢听见这种自己少少一点爱,就把人淹得透不过气来的声音。


看吧,想从过去日子里找点回忆有多么徒劳无益。看看吧,过去,在我身边时总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姑娘成了什么样子。我一催马,跑到前面去了。马的四蹄在春天的大路上扬起了一股黄尘。后面的那些人,都落在尘埃里了。



最后一个土司。很久没读到这么具有吸引力的书,越看越有趣像被神秘力量吸引。所谓民族融合其实就是大的吃小的,强势的消灭弱势的,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如是,全球化如是,历史车轮下,凋零的文化是那样悲伤而又必然。

其实这书在书柜里落了很多年灰,当初读中学的我喜欢看「科幻世界」,于是由主编阿来得知本书。。结果拖延了这许多年。。好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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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红尘

"韶华,你没有披肩,我没有灵魂。"

说到滚滚红尘是这句台词。


读完书像又看了一遍电影,同时感叹演员太厉害了,那些台词、表情都可以做得那么细致入境。其实故事没什么好说的,张爱玲呀三毛呀,女孩儿家的年纪里谁没迷恋过,就是种朦朦胧胧的理想感觉,像青春期的病一样,过了时节自然明白谁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关于爱情的感慨偶尔自己想想就罢了,大谈特谈爱情哲理抱着书本翻句子这事早已不合时宜,也没有闲心只想这一件事,除非失心疯了。

蓝房子

让我佩服的是他对权利从不妥协的姿势和戏谑的态度,而后者恰恰缓和了前者的疲劳感。他给我看过刚刚解密的五十年前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视报告。我想这五十年来,无论谁执政,权利中心都从没有把他从敌人的名单抹掉。他就像个过河的卒子,单枪匹马地和严阵以待的王作战,这残局持续了五十年,而对峙本身就是胜利。


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盖瑞信佛教是知识分子式的,重实质而不重形式,而且兼收并蓄,绝不极端。他告诉我,他年轻时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着迷,至今认为某些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意把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不,"他坚决地说,"佛教远比马克思主义智慧得多。"接着他谈起,"先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个概念在发生变化。起初"先锋"是指工人阶级;到了中国指的是农民,得靠他们夺取政权;六十年代又转成学生,好让他们造反;最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实在按捺不住寂寞,"先锋"就成了他们自己。


迈克失业了,他决定搬到布拉格去。这从美国出发的旅行,经过伦敦,最后终于抵达欧洲的中心,历时二十五年。他的旅行速度远远赶不上跨国资本对梦想的覆盖速度。布拉格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他又晚了一步。再说,嘎比怎么办?
前年年底,我和迈克在迈阿密海滨的遮阳伞下喝啤酒。这是我们头一次在美国见面。他的老父亲就住在附近。我突然问:"你不想搬回美国吗?""不,这不再是我的家。我没有家,像你一样。"他笑了。


七十年代,我和老刘常结伴出游,去过白洋淀、五台山等地,没想到如今可走远了,远得望不到家,回不到家或干脆不想回家了。一九七五年秋天,我和父亲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刘上了五台山。那颓败的庙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阳中,呈凄凉之美。我们认识不少和尚,多是农家出身,质朴可亲。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为何出家?必有一段隐情才是。在昏暗的光线下,她满脸褶皱,目光清澈。谈得投缘,我们把一本任继愈关于佛家思想的书送给她。最后钱用光了,我们经大同扒火车回北京。快到北京时,我们为在哪儿跳车吵了起来。老刘执意要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目标太大。俩人脸憋得通红,怒目相视。最后还是在北京站下车,翻墙逃脱。拐进前门一家澡堂子,泡了个热水澡,躺在铺板上,抽烟,望着天窗,我们才开始说话。
话说回来了,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有一天校党委书记通知他,领导要跟他谈话,并给他张条子,写明时间和地点。可到时竟不见踪影。急得党委书记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高尔泰平静地说,他没有躲,只是在画室画画。书记厉声问他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答道,我是接到了通知,可我并没有答应。


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


(高尔泰)又连忙从书房取出一本影集,里面不是照片,而是一张张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发黄的纸片,仔细看去,上面竟是些肉眼难以辨认的字迹,细密得像古瓷上的纹路。他告诉我,每张纸片都有一万多字,是他在劳改营写的。为安全起见,他把钢笔尖磨得比针还细,趁没人时写在纸片上,再把这些纸片藏在棉袄的夹层里。一件棉袄竟有十几层大小口袋,装满这些危险的秘密。"文化大革命"抄走了他所有的手稿,唯独这些记述了他更隐秘的思想的小纸片被抄家者当废纸踩来踩去,没人注意,得以留存。


在旅馆休息厅碰见哈瓦德。我一直想弄清楚他是哪国人,这有点儿让他恼火。我,没有国,只有家——撒哈拉沙漠。他妈的,我的沙漠被四个国家给瓜分了。他许愿,有一天他要避开四国的警察,带我到撒哈拉沙漠去。相信我,他拍拍他干瘦的胸膛。记得十年前他也这么说过。
"撒哈拉人"从一个带纹饰的皮口袋里掏出钢笔,边画,边用复杂的手势和几个英文单词描绘他的种族。他们柏柏尔族人(Berber)是回教分支,过着游牧生活,总是被战乱驱赶,所以没有祖国。而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国西北的戈壁滩。他拍拍我的肩膀,你,我,都是东方人。我瞅了他一眼,有些纳闷。甭管怎么说,人家有自己的文字,他的诗就是用这文字写的。他写给我看,果然有点儿像汉字,我开始相信我和这个疯狂的鬈发黑人有某种血缘关系了。


法国出哲学家一点儿都不奇怪,那是咖啡馆的雄辩,加葡萄酒中的形而上。

讨论会的最后五分钟给我。我厌倦了空话,对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的"撒哈拉人"表示赞同。散了会,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再次保证有一天带我回沙漠,我也答应跟他一起回老家——西北戈壁滩看看。


讲台上挂着美国国旗。田田告诉我,他们每天早上要把右手放在胸前向国旗宣誓,她因为语言障碍,只好滥竽充数。我猜无非说的是"上帝保佑美国"之类,典型的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黑板上方的标语是:"谁最棒?我们!"比这小一号的标语是:"自尊、条理、信任、负责"。我想起我们学生时代的标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他特别佩服贝聿铭,做中国人,我跟着沾光。不过盖房子是给人住的,而诗歌搭的是纸房子,让人无家可归。


政治是公开的性,而性是私人的政治。


旅行是种生活方式。一个旅行者,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出发和抵达之间。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持未知态度,在漂泊中把握自己,对,一无所有地漂泊。


幕后比前台有意思,象隐喻。隐喻狡猾狡猾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掌握最后的解释权。


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有时面对听众,我会突然心生倦意。我们先人怎么朗诵来着?把酒临风,应答唱和,感怀赠别,生死无限。

午夜之门

其实是去年看的书........笔记搬过来



纽约出租车全都包给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战乱贫困地区的弟兄们,他们开得像打仗应在情理中。科索沃战争期间,那天让我赶上的司机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塞尔维亚人。只见他猫着腰,急速转动方向盘,躲来闪去,显然在避开炮火。那是战争经验的延续。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的心脏。


中午E从顶楼的书房下来,我问他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他讲了个福楼拜的故事。有一天吃午饭,福楼拜走出书房,客人如是问,他说他只写了个逗号;晚饭时客人再问,他说他把那逗号涂掉了。


我沿塞纳河漫无目的溜达。那些沿河排开的小书摊都关了,木箱上着锁,大概要等周末或夏天再开张。我纳闷,这古老行业是怎么延续下来的,换个国家早就绝迹了。这恐怕和法兰西民族怀旧、追求闲暇的倾向有关。而闲暇是一切创造的必要条件。如今闲暇正消失,据说是为了追求所谓物质上的舒适,其实闲暇正是舒适它祖宗。在现代化暗夜中,人们忘记了光源。


旅游正在成为一场人类灾难。单说这旅游文化,就比口蹄疫之类的传染病都厉害。如同戏法,它把假的变成真的,历史变成现实,游客变成居民,白昼变成黑夜,哭变成笑,或者刚好相反。依我看,旅游多少有点儿像我们当年的大串联,只不过背后操纵的是资本。要说资本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但闹心。据说若有一天中国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每人都盘算到巴黎走一趟的话,那么巴黎每天要额外接待两千万游客。


以色列并不拥有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些词的专利权。过去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今天的暴君。这是人性的黑暗,冤冤相报的黑暗,让人沉溺其中的仇恨的黑暗。
我打开当地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报道和以色列驻葡萄牙前大使致萨尔马戈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你选择使用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隐喻(把以色列当局与纳粹相比,使用了“奥斯维辛”和“大屠杀”这样的词),而更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一个知道词语权力的人……” 二十四小时后,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西岸,围攻阿拉法特官邸。


他强作欢颜,笑容是一寸寸展开的。他眼角有一滴泪,不易察觉。



一进入戴维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突然一股致命的乡愁袭来,我强忍泪水。戴维斯于我意味着什么?这个普普通通的美国小镇,就是我的家,一个人在大地上的住所。对于漂泊者来说,它是安定与温暖的承诺;对于父亲来说,它是守望女儿的麦田。 当年我师傅常对我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话虽说是人的无奈,但也包含了一种绝对真理。说实话离开故乡久了,家的概念变得混乱。有时我在他乡的天空下开车,会突然感到纳闷:我在哪儿?这就是我家吗? 我家,在不同的路标之间。


我想所谓命运,都是一种对失败者结局的合法化解释,其中包括强权的意志。



一个人往往要远离传统,才能获得某种批判能力。



我认识个丹麦汉学家,他头一回去纽约,拿着地图在曼哈顿街头东张西望,突然一个黑人亲热的搂住他,刀尖顶在腰眼上。没辙,他只好从上衣口袋里往外掏钱,本想五块十块打发打发算了。可美元的颜色尺寸全一样,一不留神,他抽出张一百元的钞票,黑人一把攥住他的腕子。他急中生智,大骂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乐了,打了个折扣降到八十块。他接着大骂当时的总统列根,骂的狗血喷头,黑人拍拍他的肩膀——哥们儿,你真够意思,降到五十吧。临别,汉学家和强盗互相握手,难舍难分。


其实娱乐是跟空虚绑在一起的,像工作一样也是时间的填充物,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清闲。人们是为了惧怕孤独才聚到一起去的。

如丧

前面那封信、如丧青春、林徽音这几篇写得还成,对青春、人生或历史的讽刺都还有可看之处,间或也有感动之时。
后头就越发浮泛无味了。
这书犹豫了很久才买,就担心现在书本通常的一种浮躁,买书的选择都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作品才好不浪费。犹豫来回还是买了这书,结果还是出现了担心的浮躁、闹,想想也是,高晓松是有文化有经历的人,但他自己所向往的那份宁静致远已离现在的他很远很远,写出的东西自然不可避免地带着明显的商业味道。几乎让我读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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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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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紹介:
my blood aches from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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