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新石器时代的人在蒋勋老师的语言中都非常有人性、人格;商周的工业技术是人的智慧,春秋的炫技是才华的解放;兵马俑有没有参考三星堆也是个有趣的课题;提到汉朝我会先想到厚黑而老师讲的是日有喜 乐未央、隶书一字与中国建筑的联系——这些充满和谐温情的地方;竹林七贤当然更是相当有个性,但以前不晓得他们甚至影响到日本、美国;关于繁华的大唐不论看哪本书都自有一番激动,老师讲的石窟和绘画在艺术的赞叹中也富有浓郁的人文情怀;宋朝的理性与淡然似乎与老师的感觉最合拍w字帖的几节课也印象深刻,王羲之、颜真卿、苏轼...以前我看字帖都是一扫而过觉得“嗯真漂亮”就完了(就是这么没文化),从没如此细腻地从人物背景、运笔方法上去看一个人的性情乃至灵魂...蒋勋老师论及的是大写的人,张扬的是人格魅力,在他的美学解读下世间纷争都是过眼云烟、其间的人所留下的哲思才是真正值得被回味的东西,撇去各种模式化的标签、冷冰冰的结论,可以更近地对历史思考领悟甚至对话。老师说过美学对人的助益就是教你多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事物。听完这些课更觉得凡事何不心平气和?何不欣赏美、感受美?传统教育习惯已经养成成王败寇、厚此薄彼的思维(无论看待历史还是其他),也习惯于急躁地定义、急躁地反驳、而忽略了很多东西。蒋勋老师的观点是他个人的,很多人与他观点不同也正常,人生难道有固定答案不成?但这种美学方向的思考角度实在令我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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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德尔松Mendelssohn:从你的留言,我也学到不少。因为我今年起注意力转到古典音乐去了,就不评论您的留言了。我个人的看法是:“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先生:王国维碑)别人不喜欢,就随他去吧。我的见识浅薄,觉得除了陈丹青先生《局部》与蒋勋先生的节目,我找不出更好的。有时候看大陆翻译出版的外国写给非音乐系学生,或者乐迷的古典音乐欣赏书,真的觉得别人用心。从赏析,到配图,到音乐。而我真的没有找到大陆自己出的有这么用心的,大陆出的,几乎像论文般。就像蒋勋先生自己说的:“变成一个人,才能看到美”,我以前看的大陆的美学就太教条了。就像去博物馆听固定的讲解词一样。蒋勋先生自己留法的时候,就羡慕国外的艺术普及。艺术普及不是要掉书袋,不是像80年代,逢人便说自己在读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我个人觉得广西师大的“看理想”的几个节目,都类似于蒋勋先生的节目。大陆这边确实比较教条,艺术类的书我没怎么涉猎过,单拿小说,那前言也是批判了什么抑或颂扬了什么,曾经我读书有个须尾俱全的强迫症,连前言带后记每字必看,但从工作两年后重新拾起读书习惯开始,越来越讨厌前言类的东西,后来很多就干脆不看,因为第一我认识到写前言的人也不过是某类意识形态i宣传(这现象太普遍了),这些宣言可能留在纸上几十年,连笔者本人如果活到今天还会不会这么认为都未可知——显然,欧美文学前面最爱说的评语就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本质、冷酷无情(小学时候我是相信的)——然后事实是我在祖国目睹认识了资本主义,至于那些欧美文学除了“罪恶”就看不到其他了吗?预设了批判意识后当然看什么都是罪恶的;再者每个人看书都会自己学习思考,为什么要把前言当标尺来引导或进一步说是误导自己呢?既然读书学习,那就要自己总结,要拓宽认识层次,而不是像机器一样输入同一条指令就得出必然的、相同的结果。我们讲中庸,接受的教育实际上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国产剧至今也喜欢这个套路:一个人要么坏到骨子里,要么好到已然不是人……这种极端两分法除了试卷上行得通对现实生活一点帮助都没有。当然对编剧来说这样省事,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全然不用考虑。
其实就是想说,大陆很多东西都用单一价值去衡量,输出价值观的一方和接受价值观的一方都省事,久而久之思考能力会钝化——网上很多掐架就是,双方首先有个心理预设,然后不彻底理解对方的每个字,在两条平行线上你说你我说我,根本不是沟通而是单方面的简单粗暴式倾泻。喜欢蒋勋老师,就是因为他提醒我很多思维盲点,让我认识到自己有些地方在不自觉地思维僵化。所以这不是他说的观点我赞不赞同的问题,只是思考方式问题。单纯从他讲的是不是与我观点一致这点来评价的话,个人觉得也是窄化了这套节目的意义。蒋勋老师对魏晋名士、王羲之都大加赞许;吕思勉老先生认为魏晋名士简直有毒,批王羲之怯懦不知道批了几次╮( ̄▽ ̄)╭两位观点截然相反,我们能下结论孰对孰错吗?他们各自角度不同,观点自然不同。这么简单的事,大家在生活里很多时候却不明白。现在有机会看很多书、学很多东西、去很多地方,那么接受多元、乐于包容的能力应该更强不是理所当然嘛。希望我们的大环境和我们自己,都能摆脱“不是东风压到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专断思维,多看一些人或事的不同层面
门德尔松Mendelssohn:其实你大可一笑置之,我们的环境,再过50年,终归会像苏联变成现在的俄罗斯,东德变成现在的德国,只是时间罢了。我们像苏联一样,总是要管你在想什么,怎么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曾上了历史教科书的赵树理写了个“正能量”的福贵,余华写了个“负能量”的福贵,而当今,真去看赵树理的书的人那真是头被驴踢了;而余华“负能量”的福贵,则能一直流传下去,像《红楼梦》一样。又如以前曾红极一时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今谁去看这种垃圾骗子小说?所以你大可不必烦恼。今天这些人做的,待50年—100年后,只能是贻笑大方,愚昧罢了。我现在不太愿意对一个很虚的概念去评论一番,所以就针对您的具体例子评论,如果我断章取义,或者是理解错误,请您指出。我没看过吕思勉先生的文章,他批魏晋名士有毒,是因为觉得嵇康等出世,没有想去改变这个社会,只是逃避?这这样的观点吗?在战乱中的吕思勉先生这样想也没错。但是就今天而言,吕思勉先生的想法太书生气,也太简单。比如你看写《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还有写《生活与命运》的瓦西里·格罗斯曼,早年哪个不迷我们现在宣扬的某某主义,但是他们30岁后才发现上当了,我们宣扬的某某主义只是纳粹主义的翻版,套了一个比较好看的壳。你看建国后回国的知识分子,哪个有好下场,60年代都活得比畜生都不如。一个理论也许看上去很美,仅仅看上去很美,但是马、恩的那个理论,从根本上就是错的,用暴力去行动,得到的就是一个暴力。更何况,上层哪个管你的理论,只是像宫廷剧那样进行着各种斗争,书生的理论又有何用呢?如果我们不仿效欧美的制度设计,那么我们永远都在宫廷剧的轮回,中国宋朝以前在世界上可以排名前面,后期这么落后,就是因为制度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就比别人更蠢。蒋勋赞扬魏晋名士,因为这也是无奈,比如让你去坚持真理,那么你生命都没有了。当然,西方的制度也是用生命换来的,并不是就是送上门的,但是哪个又愿意去充当这个牺牲者呢?在60年代,有些人为了应付上面,写文章写得头头是道,但是实际上却举报别人,想自保,人品有问题。但是这也不怪他们。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写:“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吕思勉老爷子如果活到1967年,我在想他是学嵇康,还是学柳如是?我想学嵇康的可能更大。你在历史中看他口号喊得响亮,面对现实又是另一个事。不是个个都可以学傅雷,或者陈寅恪。中国只有那么一个陈寅恪和王国维。PR